今年以来，中国周边地缘形势复杂多变。美国将“印太司令部”改回旧称“太平洋司令部”，表面上似有调整部署、收缩印太战线之举，实则持续加大对华军事施压；与此同时，其盟友日本与菲律宾借《互惠准入协定》生效之机，试图推进所谓“三海联动”策略，对中国周边安全构成新的挑衅。
面对这一新态势，中国外交如何有效应对？周边安全格局又将如何演变？近日，观察者网就此对话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特聘教授石源华。
石教授深耕周边关系与周边外交研究数十年，今年出版新著，在国内首次系统提出“中国周边学”理论框架。在该视角下，他不仅深入剖析了周边地缘政治变迁的历史动因，还对当前中国周边外交的大战略实践作出了独到归纳与总结；同时，针对国际舆论中关于“朝贡体系”“国强必霸”等对中国周边外交的歪曲与误解，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与正本清源。
【对话/观察者网 高艳平，整理/高胤颉】
强化周边外交“首要”地位，为什么？
观察者网：石教授，有一个观察——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外交目光较多投向对美、对欧的大国关系；但新时代以来，中央明确重申周边外交是“首要”，并提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在您看来，为什么在中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的今天，反而要重新强化周边外交的“首要”地位、并把周边命运共同体作为战略目标？这背后主要是安全考量、发展需求，还是全球格局变化使然？
石源华：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时代发生了变化，国家的对外政策也发生了变化。中美建交以后，中国的外交曾强调以美国为主，对美外交曾是重中之重。如今的转变说明我们的时代在发生很重要的变化。
首先，我们从“站起来”阶段，进入“富起来、强起来”的阶段，这对整个外交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其次，我们对时代的整个看法也变了。在毛泽东时代，我们曾认为革命和战争是时代的基调；而现在，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基调，这个变化很大。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后，中美关系一直处于对抗中，美国是中国主要的敌人。到了1970年代中美建交，两国关系逐步发展。这期间，我们为了反对苏联的大国霸权主义，曾在一个时期里跟美国联手。因为当时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所以我们把对美外交放在了首位。改革开放以后，世界局势逐步演变，我们加入了新的国际体系，承认并融入了既有的国际秩序。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周边外交的地位就显著提高了。
时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石广生在多哈签署中国入世议定书资料图：新华社
在建国初期，我们不提“周边”，只讲“邻国”，其涵盖的范围仅限于与国相邻或隔海相望的国家，数量也比较少，不像现在所讲的“周边国家”这么广阔。这些变化使得我们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要遵循世界秩序，成为世界秩序的维护者、创新者和发展者。
我个人认为，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前的阶段，周边始终会处于一个重要的乃至首要的地位。甚至到2050年，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研究中国周边外交、研究中国周边学，仍然是一件非常光荣且重要的事，这是为国家进一步发展崛起和强大打造理论支撑的重要工作。
争取“中间国家”的战略要义
观察者网：您在中国周边学的著作中提到，截至2018年，中国已与86个国家和组织建立了伙伴关系，其中33个是周边国家，5种不同的伙伴关系。您提到当今世界已经形成新的“三个世界”新架构，中美各为一级，中间存在很多“中间国家”，能解释一下吗？如何与美国提出的G2概念有所区别？中国争取中间国家、特别是周边中间国家的战略要义是什么？
石源华：“中间国家”这个概念，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一直都有，但是它所指的范围在不断变化。在冷战时代，毛泽东提出美苏是两极。在这两极之间，中间国家指两部分：一部分是跟在美国后面的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西欧、日本为主体；另一部分是其他的亚非拉国家，周边国家也在这个范围里。
到了70年代，毛泽东根据新的世界形势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第一世界是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以中国为首的广大亚非拉国家是第三世界；第二世界则变成了以西欧、日本以及加拿大等国家为主体。
1974年2月，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新华社
我们今天讲的“中间国家”，概念是不一样的。它指的是在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之间，存在着一个中间国家群。比起以前，现在中间国家的范围更广，包含的国家更多，且显现的特征也不一样。冷战时期是在美苏之间站队；现在则是在中美之间权衡。有一种说法是，这些中间国家体现出“安全上靠美国，经济上靠中国”的特征。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群体的范围很广。首先是美国的盟国，它们也可能成为中美之间的中间国家，现在已经有很多例子了。比如日本，不排除它在某些问题上，会在中美之间走中间道路，寻找其最大利益。美国和欧洲的盟友国家也一样，不排除他们在中美之间走中间道路，谋求自身的最大利益。反过来，这对中国的周边外交来讲也创造了机会，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国家的中间国家身份，找到双方利益的契合点来发展关系。
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等发展中国家，比如我国周边的国家，那更是如此了，它们一般都在中美之间寻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另外我们也应看到，在我们的一些友好国家里，比如巴基斯坦是我们的“铁哥们”，俄罗斯现在的立场跟我们非常接近，但在中美存在分歧的某些具体问题上，他们也可能会采取中间国家的立场。如何做好中间国家的工作，争取更多的中间国家站在中国一边，争取中国经济发展的更大利益，这是一个需要从宏观上深入研究的大课题。
至于美国提出的“G2”概念，中国是不赞同的。美国也曾提出要把中国请进G7行列，我们也无意参加。美国的“G2”是从霸权主义的角度出发，企图由两个国家控制世界。而中国的基本立场是以和平共处、以构建命运共同体来处理国家关系，这跟美国是根本不同的。我们不会跟美国合在一起，那容易让人产生同流合污的印象，对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是不利的。所以，中国不会加入“G2”这样的机制。
观察者网：您刚提的例子很有意思。您认为面对这些中间国家，我们可以利用这种局面，因为他们在以自己国家利益为上时会做出相应的选择。包括日本，您提到它也是站在中间看怎样符合自己的利益，我们也可以反向利用。
石源华：对。他们从本国利益出发，要在两个大国之间寻求双方得益，这是中间国家的基本立场。当然，我们也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向中国“敲竹杠”的情况可能会发生。中国就是要正确判断并处理好这些问题，利用这一局面，争取更多的中间国家站在中国这一边，既发展自己，也有利于对方的发展。我们始终强调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为发展周边国家关系的宗旨。
日本这个国家是美国的盟国，这毫无疑问。但不排除它在某些问题上，也会在中美之间寻找本国的利益，这方面我们已经有具体的例子了。这同样是我们从外交角度可以去把握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周边学”：为中国进一步崛起提供理论支撑
观察者网：我们来说说您现提出的“中国周边学”。您在书里面也描述了，大国开始重视自己周边国家的研究。第一个例子是日本，当年在甲午海战之前，他们就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我们有时候说哪个国家对中国了解更多，可能是日本。后来还有美国、欧盟，他们也都曾经展开深入研究自己的周边国家。现在我们也开始重视周边国家的研究。您觉得“周边学”研究，是不是一国话语权提升以及国力上升的标志？以上面提到的日本为例，周边学研究其实是为他们的对外侵略服务的，包括美国二战之后，从门罗主义，到研究苏联、中国、日本、西欧和中东等国家，其“美国周边学”研究，服务于管治日本、抗衡苏联、打压中国、掌控欧洲以及全球的战略新需求。那么，中国的周边学研究，跟以往这些国家有什么样的不同？
石源华：我认为任何一个大国或者国家集团，都有自己的周边学，都会重视周边国家问题的研究。我的书里提到日本、美国、欧盟，都是同样的例子。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对周边问题感兴趣，需要研究并制定相关政策，来维护国家利益。从国家发展的前景来看，我们跟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中国发展起来了，必定要有一个对待周边国家的总体方针，我们称之为“中国周边学”。
但是，中国研究周边国家的目的和企图，跟欧美、跟西方那些国家是不一样的。中国主张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要建设和平的国家命运共同体。跟周边国家处好关系，既是发展自己，也是发展对方，使得双方都能得到发展，是有利于双方的。中国的周边学，始终把合作共赢，把对待周边国家的“亲、诚、惠、容”理念放在重要的位置。我们希望通过构建“中国周边学”理论，能够实现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共同强大，从而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
观察者网：很早以前，历史老师推荐我们看美国人写的《菊与刀》了解日本，当年日本就是美国周边体系里被重点观察的对象，世界人民通过美国人的著作去了解日本。而中国，也曾经经历了作为全球历史认识体系里的被观察对象，外国人通过美国、日本人的著作了解中国的过程，比如通过美国人傅高义的著作了解邓小平，通过海外汉学了解中国。那么如今的“中国周边学”，是否也包含了让海外通过中国本土研究了解中国的目标？譬如说，石老师关于中国周边关系的著作，成为海外了解中国的一种重要参考，而不是海外世界仍然通过美国和日本的著作来了解中国？
石源华：这是自然的。譬如你刚才讲的《菊与刀》，是美国人观察日本的著作，比较客观，直到现在还发挥着重要影响。而我们现在对周边国家的研究，目前还存在碎片化的现象，重视程度还不够。
我们对周边大国的研究还好一点，但特别是对中国周边的中小国家，研究是非常弱的，甚至这些国家的小语种人才也比较缺乏。所以我们提出“中国周边学”这个概念，就是希望国家要重视这一块。不仅要重视大国研究，还要重视中小国家的研究，每个国家都有它特殊的情况，以及跟我们国家特殊的联系。另外，对整个周边国家的宏观研究、整体研究，现在也是非常缺乏的，需求非常巨大。
而且我们现在还没有培养出这样一支力量，把这个研究群体组织起来，开展方方面面的研究，使之能够更好地为中国的现代化、为中国发展成为真正的世界一流国家发挥作用。我觉得这是我们研究“中国周边学”的一个重要目的。也就是说，我们要为中国的强大和进一步崛起，打造坚实的理论支撑。
观察者网：就好像是，比如过个一二十年，海外如果想了解越南，可能会通过我们中国某个学者写的一本著名著作来了解，类似于《菊与刀》这样。
石源华：会的，现在有很多人正在很努力地做这个工作。国家和我们的出版基金也都有投入。对于那些大家以前不怎么起眼、不太注意的领域，现在都有专门的立项，国家是大力支持这种研究的。
“周边复杂化”，是因为中国强大起来了
观察者网：我们再回到周边外交的实践上。您分析和总结了中国不同阶段周边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我们看到中国周边外交的的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建国初期面临的“对立阵营”；改革开放后到80年代，中国“无一公开反华敌对国家”；而今天中国综合国力空前提升，周边却呈现日本、菲律宾、印度等国同时遇冷或摩擦频发的复杂局面。从您研究周边外交史、中国周边学的角度，您认为这种从“对抗—缓和—再复杂化”的转折背后，最根本的驱动因素是什么？
石源华：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中国改革开放，以及中国加入WTO融入世界以后，曾经出现过一个对中国非常有利的局面。
我书里讲到，当时中国周边没有一个公开对抗的国家。譬如，以前中韩由于朝鲜战争的原因，是老死不相往来的，1992年中韩建交，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和俄罗斯、蒙古，由于苏联时代的原因关系一度比较紧张，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后，这个矛盾也解决了。中国和印度因为中印自卫反击战，曾经也很对立，到了80年代，中印关系也进行了调整。更不要说由于中美关系的破冰与改善，长期跟中国对抗的以美国为首的阵营也出现了缓和。所以一直到80年代，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中国周边好像天下太平，没有一个公开敌对的国家。
2026年7月，中国海警海陵舰在南海黄岩岛海域巡航新华社 王鹏摄
但是随着中国进一步发展，一系列的问题也就浮现出来了，中国和某些国家隐藏的矛盾不断发生。我们可以看到，在新时代里，很多原来掩盖着的领土主权问题，比如南海问题，都暴露了出来。
中国发展起来以后，我们开发南海是必然的，这是我们的领土，但历史上确实存在一些遗留问题，有些国家非法侵占了我国的领土，比如菲律宾、越南，这些矛盾就凸显出来了。所以一时看起来好像问题很多，这也使得如何通过周边外交来解决这些问题，成为了大家都很关心的话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要经历的过程。根据我们国家现在拟定的与周边国家建设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方针，积极开展工作，我想很多问题会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得到解决。这也有待于我们学者对周边学的深入研究，想出更好的办法，为解决这些问题著书立说、建言献策。
时代的需求，是一门学科能够得以发展的根本动力。所以中国周边学的发展，目前是国家急需的，也正面临着这样的历史机遇，我也呼吁年轻朋友多来关心这个领域。
观察者网：所以您是说，这背后的根本因素还是因为中国崛起国力强大，导致周边国家对我们的态度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石源华：是，各国都有各国的想法。你发展了，能给它提供帮助了，它当然高兴；但也可能会触及到它的某些利益，它就会觉得不舒服。但是这些历史发展进程中大家共同面临的问题，终究是会逐步得到解决的。只要我们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建立命运共同体这样正确的思路，不抱有西方霸权主义那种总想去占别人便宜、敲人家竹杠的心态，矛盾就一定会得到解决。
渲染“朝贡体制”和“国强必霸”叙事，是海外有意为之
观察者网：您对周边安全问题还是很有信心的。新世纪以来周边一些国家对崛起后的中国存在疑虑，其中一个原因是历史上的“朝贡体系”被西方解读为中国中心主义霸权，另一个是他们深受“国强必霸”这类现实主义叙事影响。站在“中国周边学”的角度——您觉得我们目前有没有形成足够有力的本土理论体系，来讲清古代朝贡体系的真实性质、驳斥“中国必然称霸”的论调，并有效说服周边国家共情或者接受“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我们的说服能力和话语构建够不够稳固，还有什么欠缺？
石源华：我觉得这个问题正是中国周边学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周边学的理论建设，是为我们国家发展提供理论支撑的，也就是要说清楚这些问题。
你刚才提到的朝贡体系，这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存在了几千年的，在东方社会非常有影响力，而且理论完备的一个思想体系。它是处理中国中央朝廷和周边政权关系的一个理论。
对于这个理论，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它有某些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借鉴的成分。因为朝贡体系曾经在历史上为维护东亚的和平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它也存在弊端。
譬如说，朝贡体系有一个做法，就是“厚往薄来”。中央王朝是要求周边国家必须向中央王朝进贡，但是，它同时有规定，我还给你的东西要比你进贡给我的东西更多。所以这是中国很独特的一个现象，霸权主义国家从来没有说，你送给我一点东西，我要多给你，没有的。这是中国文化里面特有的习惯。
我认为这样一种思想文化，对于我们今天处理和周边国家的利益问题上，是有借鉴作用的。我们不要光想着去帮助它们发展，算计自己能到多少好处；我们首先要想着怎么推动这个国家的发展，这个国家真正发展了，对我们也是会有好处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朝贡体系有合理的一面，我们不要忌讳它。
以泰国为例。在清末的时候，中央王朝因为 “厚往薄来”的这个规矩，对周边国家进贡中央王朝的次数有着严格规定，譬如有的是三年一次，有的是十年一次。每次来还要规定有几条船，有的是只允许一条船，有的必须两条船，不能想来就来。为什么呢？因为中央王朝觉得也负担不起还礼，有经济方面的考量。
泰国当时就想尽各种办法，要到中原王朝去，这在历史上是很有趣的一段事情。而中央王朝规定，你就不能来，你必须三年来一次，或者五年来一次，对一个国家的规定很严格，否则来了就会遭到冷落。我们觉得这是朝贡体系的一种积极的因素，而且我们在处理和周边国家关系中间，不能够只考虑要得多少利，而要考虑到互利共赢，双方都有利，这是“朝贡体制”积极的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它确实有消极的方面。周边国家向中央王朝进贡，这是一个不平等的关系。跟我们现在所强调的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际关系原则相比，它是不平等的，所以从上到下中国没有人赞成恢复朝贡体系。
国外对中国崛起的有些担忧是有意为之。历史上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确实有不平等的情况，他们就有意地把我们现在对周边国家的一些做法、一些理论进行歪曲，硬把朝贡体系架到中国的头上。但事实上，中国不可能赞成朝贡体系的恢复。我们中国周边学所倡导的，是一种合作共赢，是中央明确提出来的“亲诚惠容”。
我们的周边学框架，根据新时代我们处理周边外交的原则，系统地提出了很多非常好的、有利于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理论。这些情况，是我们需要跟周边国家的朋友讲清楚的。我们发展周边国家关系最核心的观点，就是命运共同体，大家共同发展起来。这跟美国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那种掠夺殖民地的做法完全不一样。
观察者网：除了对朝贡体系的担忧外，还有一种疑虑是：中国强大后是不是可能会延续美国那种霸权主义的思路？从“中国周边学”的角度，您怎么通过我们的理论体系去说服他们？
石源华：这种疑虑就是所谓的“人家说你强了，你就一定是霸权主义”。对于这一点，中国是明确的。我们中央领导人在各种场合，从毛泽东开始，到邓小平、习近平等历任中央领导人，都始终如一表过态，简单来说，就是中国强起来也不搞霸权主义。
当然，光说人家是不相信的，但我们的政策切实地体现了这样的精神。例子很多，比如我们帮沙特阿拉伯建了一条沙漠铁路，当年账面亏损了40多个亿。这事全世界都知道，当时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去做，但是我们做了。这条铁路后来事实证明对沙特的国家发展贡献很大，而且现在也开始盈利了，赚得也不错。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所以我们在国外的招标工程中，对兄弟国家提供帮助，不是光从经济利益上来考虑的。当然，经济利益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不考虑经济利益，就没有操作性，项目就不能继续做下去。
2023年1月，火车行驶在中国援建的麦加-麦地那高速铁路（哈拉曼高速铁路）上。 沙特通讯社
在推行中国周边学的过程中，也有人提出疑问：“提出中国周边学会不会引起人家的误解？”我觉得，你不提中国周边学，误解你的人永远在误解。既然提了，而且我们有正确的方针，有一整套的理论体系来推动，这对我们跟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发展共同利益、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可以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大周边”：64个国家+6个区域
观察者网：您还提出大周边战略，包括六个区域（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和南太平洋地区）政经合一、陆海并重，这个区域包括的国家非常之多，不同的文化、政治制度和宗教，为什么要纳入统筹这么多的板块？能不能具体说明，这种大周边策略如何帮助我们做到战略回旋、摆脱危机，化被动为主动？
石源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实际上我们在做中国周边学研究的时候，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到底有哪些周边国家？谁也说不清楚。我们外交部出的文件里面，都是按“洲”来排列国家的，比如亚洲、非洲，并没有专门设立一个栏目来界定哪些是周边国家。但是我们在外交实践中，又必须界定清楚中国的周边国家到底有哪些。
所以我们做的一项工作，就是提出了一个“大周边”的概念。我们原来讲的周边国家，其实是“邻国”的概念，也就是跟我们陆地相邻或者隔海相望的国家。这些国家加起来有多少呢？一共20个。这实际上只算是一个“小周边”。
2012年，我和我的同事祁怀高教授写了一篇文章，正式提出了“大周边”的概念。根据中国的发展需求，周边不仅包括那20个邻国，同时我们把跟中国有密切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利益，或者有着相近战略利益的相邻国家，也全都囊括了进来。
根据这个“大周边”的概念和研究，我们确定了四个大国是我们的周边国家。第一个是美国。这个定位学术界是有分歧的，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认为，美国怎么能算我们的周边国家呢？但是根据我们对周边外交的研究，中国周边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跟美国有关。所以把美国列入周边国家，是我们比较坚持的观点。第二个是俄罗斯。这个没什么争议，俄罗斯跟我们有着辽阔的边界线。日本和印度也没有问题，这是我们周边实打实的邻国、大国。比较有争议的就是美国，很多人不承认，但我们还是坚持把它写到我们的书里面去了。
另外在区域划分上，相邻的主要是亚洲区域。我们划分的六个周边次区域里，有五个次区域是在亚洲：东北亚、东南亚、中亚（中亚是苏联解体以后新产生的，到90年代才有了中亚国家的概念）、西亚（历史上和我们丝绸之路相关的地区，这十几个国家我们也算进去了）还有南亚（以印度、巴基斯坦为代表的南亚八个国家）。除了亚洲，再加上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及其南太平洋岛国，因为这个地区是我们的战略延伸地区，关系非常密切。
这样统计起来，大周边一共由64个国家组成。这其中包括还没有跟我们建交的国家；也有跟我们建交了又断交，断交又建交的，像南太平洋一些国家就有这种特殊情况。这些统统加起来，就形成了我们的“大周边”概念。
我们组织了全国的学术力量，把这个观点写成了一部书《中国周边国家概览》，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书里详细梳理了这64个国家的基本情况，以及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跟我们“一带一路”合作的关系、还有跟我们的战略伙伴关系。具体是哪个级别的战略伙伴关系？因为战略伙伴关系分很多种，有战略伙伴关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还有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等等，衍生出了多种概念。提出这个“大周边”的概念后，我们的书也报请了国家有关部门审查，他们至少没有提出异议。这本书出版到现在也有十年了，这也已经成为了一种学术观点。
我们现在看到国内，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编的周边外交蓝皮书、相关周边学集刊等，他们收录的周边国家范围，大致上也是这6个区域。当然，算不算美国，大家各有各的看法。我想在学术研究中，不同的观点也是允许存在的。这就是我对“大周边”概念的一个基本解释。
如何处理和印度的关系——毛泽东的高瞻远瞩
观察者网：您刚刚提到的四个新型周边大国关系，除了美俄两个周边大国、为什么把日本和印度也放到与美俄并列的战略层级？在日本对华持续强化防卫部署、印度推行对华对冲战略的背景下，您认为日、印在大周边格局中究竟具有怎样不可替代的地缘与安全意义？我们对这两国应秉持怎样的相处之道？
石源华：我认为，这两个国家都是我们的邻居，是搬不走的。他们都属于20个邻国，也就是我刚才讲的“小周边”的20个国家中。邓小平说过，他们是我们的邻居，搬不走的，关系好不好，你都得跟他搞好关系。我是这么看的。
譬如印度，也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5000年的发展史，历史上跟中国通过丝绸之路有着长期的联系。而且在印度的独立过程中，中国帮了很大的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印度也给予了中国很多支持。
建国初期，中国跟印度的关系甚至好于跟巴基斯坦的关系。即使后来在印度参与策动中国的西藏叛乱，以及由于边界问题跟中国打仗的情况下，毛泽东还是一再多次地强调，印度是我们的邻国。他讲了一句有名的话，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意思是印度跟我们的友好关系是九个指头，问题只是一个指头。尽管现在中印关系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但基本上还是稳定的，不大会有打起来的可能。而且毛泽东讲过，我们不能在东边跟美国人干，西边又跟印度干。毛泽东的讲话里明确讲了这个，我认为毛主席是非常高瞻远瞩的。
不管怎么样看待印度这个国家，我认为我们在对印度的宣传上，是有些不妥的。我们老管印度叫“阿三”，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这个“三”是什么意思，实际上这是一个很贬义的称呼。这是以前上海人对上海租界巡捕房里印度低级巡捕的称呼，在上海人心目中，这是一个很令人厌恶的称呼。现在我们一讲印度就是这个词，我几次演讲都劝大家不要这样讲。其实，习近平总书记也有过很重要的讲话，他有一句原话是这样讲的：印度是世界的办公室，中国是世界的工厂，办公室和工厂如果合作得好，对世界都会有贡献。我这本书里面应该也讲到了。
2026年7月，“郑和号”海公铁国际多式联运班列迎来开行一周年。新华社
所以从长远看，印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邻国。它是一个大国，而且它的地理位置很特殊，在整个南亚8个国家中，它处在中间。南亚的其他国家互相之间很多都不接壤，但是跟印度都接壤，它处在南亚的中心位置。这样重要的一个国家，又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要重视，要合作共赢，建立命运共同体。我想这是未来必须要发展的一个方向。
日本有点特殊，因为历史上跟我们有纠葛，它又不认账，我们中国人对它好感不多。但是你好感再不多，它也是你的邻居，它也搬不走，永远在你边上。所以我认为，我们对日本的一些尖锐批评，指出它的一些问题，也是我们相处的一种方式。严厉的批评也是为了搞好中日关系，因为他们犯了错误，不批评是不行的。也希望这种情况能够在双方的努力下有所改观，这对我们两个国家的长远利益肯定是有益的。
所以我们实际上是不可以抛开印度和日本的，它们就是你的邻国，我们原来划定20个邻国的时候，它们也都在里面。这就是我们把这四个国家并列为周边大国的一个基本想法。
中国周边大战略布局：有声有色
观察者网：中国这些年的周边外交行动和经济合作实践非常多。普通读者可能并不清楚这些外交战略和布局。根据您的观察，在您的“中国周边学”框架里面，我们的周边大战略实践究竟是怎样的？
石源华：根据我们的研究，把现在已经推行的一些政策汇总起来，在中国周边学的视野下，我认为中国周边的大战略布局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地缘战略的大布局。历史上我们一直说中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但实际上，在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进入到“强起来”的这个阶段中，我们已经逐步演进成了中国的“两洋战略”。
中国也有自己的亚太战略。根据我们的观察，在美国提出亚太战略之前，中国已经在推行自己的亚太战略了。不过当时我们没有把它概括叫亚太战略。这个战略，是包含经济战略、政治战略、地缘战略、文化战略、产业战略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印太战略，或者我们称为“两洋战略”。
我们国家也提出未来发展有五个方向，其中有三个方向就是跟“两洋战略”有关的。一条是中国沿海经过南海到南太平洋，这是南太平洋战略。还有一条，是从我们沿海经过缅甸、柬埔寨、泰国进入印度洋，也就是印度洋战略。另外还有一条线，是从巴基斯坦的中巴经济走廊推向印度洋。这几条线目前都已经打通了。现在柬埔寨也在修建运河，这条运河通了以后，我们的澜沧江到湄公河，就多了一个到印度洋的出海口，而且目前在缅甸已经有一个出海口了。还有泰国的克拉运河现在已经在紧锣密鼓地探讨推进，修起来以后中国经过印度洋的布局将更加完善，这已经是一个做得很成功的例子。
我们现在经济发展的五个方向中，有三个方向指向南太平洋，两个方向指向印度洋。所以在这一个大的战略方针中，地缘大布局已经由“一洋战略”变为了“两洋战略”。
第二个方面是周边安全战略。我们国家在布局上，目前北部和西部相对比较平稳，而东部和南部矛盾比较尖锐，潜在的问题也比较突出。现在中国的周边安全战略，大致是向西部发展，向南部防御，同时在东部和南部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在安全层面上，是以北部和西部为安全屏障，在南部和东部积极维护国家利益，这就是安全战略。
第三个方面是合作战略。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明显的布局，我把它概括为“7+6”。 所谓“7”就是7条经济走廊，哪7条呢？
北向的是中俄蒙经济走廊；西北向的是中国到中亚和西亚的经济走廊；西向的是中巴经济走廊，直接开向印度洋；西南向的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由于印度的不配合，发展不是太理想，但也是一条经济走廊；南向的是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就是通往越南的这条，虽然有些高铁项目还没完全搞起来，如果搞起来也是很重要的一条经济走廊。
这几条经济走廊都是中央明确列入规划的。同时学术界提出了一个观点，还有一条东北亚经济走廊，就是中日韩经济走廊。这个我曾发表过多篇文章推介，虽然还没有作为中央文件正式公布，但实际上也在推进。这7条经济走廊，在中国的周边已经差不多形成了合围之势。
“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及其途径城市分布示意图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
另外还有6个合作机制。首先是东北亚合作机制，包括中日韩，再加上蒙古、俄罗斯；第二是以上海合作组织和中国-中亚元首会晤（也是每年进行的）为基础的中国-中亚合作区域；第三是中国和东盟的“10+1”“10+3”合作机制，这是目前我们重点发展的，现在这个区域我们的贸易量位居第一，已经超过了跟美国的贸易量。
第四个就是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在西亚的阿拉伯联盟升级版，以中阿经济走廊为主的合作机制；第五个是中国和新西兰、中国和澳大利亚的自由贸易协定，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最早，也是当时唯一跟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协定的两个国家，再加上太平洋岛国，就形成了一个南太平洋合作机制；最后一个，就是以“冰上丝绸之路”为目标、面向北冰洋的合作机制。这也是中国正在推进中的一个合作方向。
这就是7条经济走廊和6个合作机制。在经济合作上，中国画了这么大一个圈，做得有声有色。目前这些合作机制国家已经在实践中推进了。
第四个方面，是中国周边治理战略。就是我们在中国周边不断推进，由小到大，由次区域到区域的治理。我们已经和缅甸、柬埔寨等国，明确建立了双边命运共同体。还有国家和区域之间的，比如澜湄（湄公河）合作机制，这是大约6个国家组成的一个命运共同体。还有一些是以专业领域为主的，譬如疫情时期，我们倡导健康卫生的命运共同体，这也是中国和东盟之间通过这种以命运共同体为动力的建设，不断逐步衍生，由个别的命运共同体，逐步发展成为整个周边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周边外交一个非常宏大的目标。
以上就是这四个大的战略布局。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周边外交做得有声有色的工作。
继续强大，台湾问题可能不打就能解决
观察者网：您刚刚总结了四层周边战略大布局。我们知道，目前国际上全球化退潮、保护主义兴起；中国周边日本右翼上蹿下跳、南海争端，以及尚未解决的台湾问题，美国甚至还企图在这里搞一个“亚太小北约”。在这样的背景下，您觉得上述周边战略大布局，如何帮助我们突破困局、为维护和平稳定的局面做出贡献？
石源华：我想最主要的是中国要继续强大。我曾经多次讲过，中国不是苏联，我们不会专门去搞像苏联当年跟美国冷战时那种完全对抗的模式。我们是柔性的，是太极拳式的运作，核心就是确保中美关系的稳定，这很关键。
其实大家都有判断，美国如果有把握跟中国打的话，早就打了。它就是没有把握，关键就在于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前两天我们进行了一次导弹发射，是打到南太平洋方向去的。也有国家提出抗议，我们也正式报道了。这是非常厉害的。所以主要还是靠中国的强大，继续强大，才能够保证中国继续稳定发展。
包括我们在处理台湾问题上，我觉得，不要太着急，要确保国家的稳定。到2030年，特别是到2050年，当中国设定的战略目标完全实现的时候，我们整个周边的规划和局面就会非常好。
在这个过程中，台湾问题也可能不打就自然解决了，这完全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台湾可能内部乱起来，这不是没有可能；另外美国自己乱起来，也不是没有可能，它现在面临的问题太多，在全世界到处惹事。
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要稳步前行。比如面对中东问题，中国的态度就非常高明。我们既是一个劝和的说服者，又没有深陷其中，完全处在一种主动的位置上。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包括台湾问题，我个人认为也是等待时机成熟。现在该做的动作都可以做，那些该处理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处理。
说到底，还是要中国强大了，什么事情都好说。而我们的周边外交，正是中国走向强大过程中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2026年6月，石源华教授的专著《中国周边学概论》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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